金融膨胀与中国经济转型

经济转型需要金融发展的最优化，而不是金融发展的最大化。要平衡好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一个重要的思路是缓解金融的负外部性，将负外部性内部化，让市场参与者承担相应的风险成本，从而提高金融发展的质量

为实现经济赶超的发展目标，中国金融体系在准入、利率、汇率、资本流动等方面实行严格管制，引导有限的金融资源配置到优先发展部门，以“金融抑制”为成本支持着经济高速增长。

如果将中国金融业视为一个经济体来参加全球GDP竞赛，它将排在第16位。

完善金融业增加值的统计。金融业增加值在目前的统计体系中是存在缺陷的，最大的问题是无法反映风险状况。

可以借鉴微观金融领域的做法，引入“在险增加值”的思路，在统计金融业增加值时扣除潜在的风险成本。

当前金融从业人员的高薪，多以当年业绩指标为标准，容易产生短视行为，鼓励金融从业者通过扩大业务规模来获取利润。可考虑将金融从业人员薪酬的一部分放在其养老金账户的一个子账户。

无论是提高资本充足率标准和不良贷款风险拨备，还是提高家庭购房者的首付比例，或是通过完善监管以降低金融创新的监管套利，实际上都是提高市场参与者从事金融活动的个体边际成本，使其与社会边际成本接近。

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两年，Rajan在评估美国金融市场风险时就指出，金融市场的波澜不惊并不代表风险的消失，对于金融市场那些尾部风险而言，它们将在一段漫长的繁荣之后现身。

要平衡好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一个重要的思路是缓解金融的负外部性，将负外部性内部化，让市场参与者承担相应的风险成本，从而提高金融发展的质量。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几点思路。

中国金融膨胀导致最大的风险不是爆发金融危机，而是经济无法顺利转型。从宏观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来看，中国仍然有很大的风险缓冲空间。

同时，与拉美、东南亚那些曾经爆发金融危机的转型国家相比，中国的对外债务比例很小，资本账户保持一定的管制，对外部冲击的应对能力较高。

金融业的高薪，不仅分流了高素质人才，也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整个劳动力市场对高素质人才的成本，不利于转型国家那些急需要发挥人力资本密集优势的行业，如IT、机械工程、汽车、医药等。

目前只有房地产相关领域贷款的一半左右。制造业领域的创新和技术进步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基础，金融膨胀显然不利于其发展。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加剧，项目的筛选成本提高，金融更看重抵押品而非项目本身。因此，拥有土地、房产等固定资产的传统企业或有政府担保的大企业，更容易获得金融市场的垂青。